九江大学日本留学费用 谁能为我具体介绍一下周恩来?

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快给分

首先简单地概括一下：《二十四孝图》出自鲁迅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散文集，二十四孝图只是其中的一篇。鲁迅写这一篇《二十四孝图》可以理解为观后感。

此文章从当时的儿童读物谈起，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二十四孝图》真正的作者是：元代 郭居敬 。主要内容是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

那么《朝花夕拾》当中的《二十四孝图》，想表达的是什么？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人手，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

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 将“肉麻当作有趣链清”“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 “尝粪忧心” 令人发指。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刻木事亲”、“埋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 ； “孝感知陆动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这样一种封建的吃人的礼教，实在让人感到可悲 ！

封建时代的信仰与搭唤顷理念并非都是要继承或抛弃的。但是孝乃百善之首，如何正确地进行理解才是最正确的。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理当传承发扬 ！ 但这样的愚孝是可悲的，而捍卫这些的披着羊皮的卫道士们更是可耻的 ！

“百善孝为先”是古人的基本道德思想，《二十四孝图》本是一本宣扬儒家“孝”的观念的儿童传统读物。而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就写在于“反对白话文”的潮流争锋相对之时。

作者以激奋起笔，贯穿了辛辣的讽刺，痛斥了封建孝道的虚伪，表达了他的爱憎之情，并不是否定鲁迅的观点。的确，新中国是需要像他这样，敢说敢做的人才，也的确很渴望一个去打击封建残酷的声音。

兰芝堂琼瑶谱上名叫陈诗吉吉，乳名叫凤凰，祖居衡阳县渣江兰芝堂。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市，1949年随父从衡去台，至1989年已离家40年了。
游子心——琼瑶家乡行（上）
一、日日向衡阳
琼友前瑶终于回来了，回到了她的故乡衡阳。
“无尽的怀念，无尽的乡愁，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能把所有所有的怀念和乡愁一起勾销”。这是1988年初访大陆时琼瑶所表达的乡思。那是1989年5月6日下午5时许，琼瑶和丈夫平鑫涛先生的小车停在下榻的雁城宾馆楼前。迎候她的有她的堂叔陈族祥、陈季春（笔者）、堂哥陈诗伟、堂妹陈丽君、*有关领导和宾馆工作人员。
琼瑶梳着卷发，瓜子脸轮，51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那位琼瑶的陪同、被琼瑶称作“湖南骡子”的欧阳常林（当时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如今的广播电视厅厅长）跑上前来，弄清我们与琼瑶的关系後，便把我们介绍给琼瑶。琼瑶领着丈夫鑫涛跟亲人一一握手见面。她第一句话就问我：“我们陈家来了多少亲人？都到齐了吗？”
她那稍带点台湾味的“国语”，听来含情脉脉，非常亲切。我告诉她：“我们才得知你们到来的消息，衡阳市区的亲人来了一部分，还有好些没赶到好御清，乡下老家还不知道你们回来了。”
这时，琼瑶的表姐王代训、表哥王代杰、和表外甥唐昭学、表外甥女小刘等也赶到了。琼瑶一眼认出表姐，姊妹拥抱，热泪纵流，久久不肯放开，激动地哭了。怎能不激动，海峡一隔四十年，还是第一回在家乡相聚啊。放开紧贴的脸，又紧握对方的手，泪眼相视。那神情恍若又回到四十年前的光景。童年的凤凰（琼瑶乳名）让表姐拉着手逛衡阳大街，去上小学。一年时间，小凤凰的父亲陈致平因羁留上海，母亲袁行恕远去教书，对小凤凰和弟弟们的照顾就交给了代训表姐。当年青春妙龄的代训表姐，风华年少的代杰表哥，相见都是年逾花甲了；当年她去台北时，我这位叔辈还是摇篮裏的娃娃，重逢已是“不惑之年”。
琼瑶说：“我说嘛，我要回来看你的，我天天都在想念你们呀，想念我老家呢”。
“如何伴征雁，日日向衡阳”。欧阳修或言欢聚，或诉离愁，与游子琼瑶的心是多麽相通。
二、人似秋雁来有信
在琼瑶夫妇下榻的雁城宾馆3栋6楼套间，离散多年的亲人欢聚一堂。身居异乡的琼瑶和故乡的亲人都期盼着这一天，两岸骨肉，一支血脉，两相期盼，一样情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发衰。‘亲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家谱辈份’来”。
我大哥、琼瑶的堂叔陈族祥（抗美援朝志愿军，受过伤，立过战功）曾抄下与琼瑶有关的家谱，寄给琼瑶一份，这时又拿出同样一份家谱，展开在琼瑶眼前。她怀着寻根的心态看着家谱。追本溯源，渣江陈氏家族开房远祖陈朝知官拜明代镇威将军，与王船山反清复明失败後隐居渣江毓秀村，琼瑶是第十一代嫡孙。
琼瑶祖父的祖父陈维之，做过清代江西九江知州，彭玉麟还委任为九江造船厂总办，为官清廉。维之去世後，家道中衰，到她的祖父也就是我的大伯伯陈墨西出生时家业渐渐破落。大伯伯自幼聪颖过人，受业于塾师，能过目成诵。1890年乡试授廪贡生，1907年毕业于两江优质师范学堂。1909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相识，经黄兴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孙很赏识他，与之过从甚密，不久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告捷，1912年（民国元年）初，他随孙先生回国。翌年应湘籍革命党人黄钺之邀，赴甘肃秦州（今天水市）共商举义大计，起义军一举推翻清朝在甘肃的统治，之後被委任为甘肃省军*教育司司长。1914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而出*国家*投靠日本，他弃政从教，回归衡阳故裏，在南路师范学堂任讲习。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大元帅府，他奉召赴粤，简任大元帅府谘议，还担任过湖南甯远县县长，北伐总司令部顾问等职，为官廉正，百姓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琼瑶的父亲陈致平属“祥”字辈，名叫陈祥均，1949年与夫人袁行恕携子女离乡去台（墨西大伯伯和我父亲不愿去台，兄弟俩就留在衡阳）。她的父亲在台湾仍从事教育，任台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由他主编的十辑《中华通史》受到台湾、大陆专家、学者一致认可。
琼瑶本人属“诗”字辈，谱上名叫陈诗喆，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市，1949年随父从衡去台，至1989年已离家四十年了。听着家裏亲人叙旧，看着家谱，缅怀祖父生前业绩，她陷入沉思，更增添对祖父的崇敬之情。
“可是”琼瑶深情地说：“爷爷早已离开拆悄了人世，我们没能在他的晚年见上一面，真是太遗憾，可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财富真是太多了，‘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她从小就能背诵很多诗词，常会在适当时候用上一两句。“雪泥鸿爪”是蘇东坡的比喻，我说：“蘇还说过：‘人似秋雁来有信’，去年你说要回家乡看看，果然你就像衡阳雁一样按时回来了，真讲信用”。
琼瑶笑了，平先生也笑了。太太乐，丈夫陪着乐。平先生是一位模范丈夫，上楼後，他还没坐上一会，就被“湖南骡子”欧阳常林叫去商议在衡三天的活动安排（实际上是官方安排）。刚返回，他又从冰箱裏拿来冷饮让大家吃，当然也少不了他太太一份。忙完他又悄悄坐下，依然静静听着太太与亲人谈家常。
不知是谁问了一句：“琼瑶，你去年到了大陆也不回家看看，这是为什麽？”
这话问得琼瑶发窘。我说琼瑶已在她的新书《剪不断的乡愁》说清楚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计较多等一年吗？
三、青杉翠竹是衡州
我一提琼瑶《剪不断的乡愁》，代训的女儿、琼瑶的表外甥女小刘便捧出几本《剪》书请琼瑶签名。琼瑶钢笔书法透着文气，很漂亮，我和大家交口称赞。她频频摇头说字没写好，十分谦虚，接着对我说，“听说季春叔你的诗联书法有功力，像满爷爷”。她说的满爷爷是指我的父亲。我从小受家庭熏陶，仅仅有些这样的爱好而已。她和平先生酷爱书画古玩收藏。1986年听说她们要回来，我将清代王柽：“回雁峰头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几句诗写了一幅中堂，原本想让他们挂在书房给人以常住家乡的感觉，可人还未等到，书法就不知哪位老先生 “看”走了。给小刘签完名又展开家谱，她说她要弄清大家的辈份，唯恐对长辈称呼出“差错”。我们自报名字和辈份，她认真找着家谱上的名字让我们“对号入座”，并在家谱的空白处记下。在座的人多，她有点记不住。二十年前年届四十的我小她十一岁，一不小心就凭年轻的面孔称呼我，当自觉欠妥时，歉然一笑，说：“你看我老说‘你，你’的，又忘了称呼‘季春叔’了”。
我和大哥辈份大，琼瑶让我们和她坐在一条沙发上说话。其他就请随便坐。大家你言我语介绍墨西大伯伯晚年生活情况，这是琼瑶最关心的。其实大伯伯晚年过得还好，为有关部门供职，但长住兰芝别墅，月薪近百元（50年代物价低，其数可观）。1960年他去世时，国家正面临巨大的自然灾害，物资奇缺，也不曾吃过多少苦，多蒙*部门照顾，常有计划猪肉（当时的美食佳肴）等供应。老人家一生俭朴，乐善好施，常把些计划猪肉和一部分薪水送给乡邻，德高望重，备受群众爱戴。如有身体欠佳，或有什麽困难，总有亲人和热心乡邻去照料。
记得家父常往墨西大伯伯的别墅走，那时我还小，家父几乎每次都带着我，我称呼墨西大伯伯，是因为墨西排行老大。家父名叫陈少礼，文书兼善，一生长时间文事大伯伯，与大伯伯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大伯伯名副其实的秘书。大伯伯虽年事已高，仍忙于著述，他的文稿有时让家父起草，稿子大多又让家父书丹誊正，而研墨的事无论在家还是在别墅自然要我来干。《船山故居沿革及坟墓》以及如何保护湘西草堂等文稿，要作为提案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由于赶时间，大伯伯不让家父拿稿子回家（别墅与我家住处毓秀村相隔两裏远），要让父亲就案同书。两枝毛笔共个砚台这就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两只小手轮换地磨个不停，手都发酸，磨的墨还供不应求。那时我还未上学，受家父与大伯伯的影响，已识字习书。一次我正在纸上涂鸦，听大伯伯和家父谈及他台湾的儿子菊池和致平兄弟，还有什麽“凤凰”，我问凤凰是不是小鸟，能不能飞。大伯伯说 ‘凤凰’能飞，能飞到这楼上来的。大伯伯的书房在二楼，幼稚天真的我，还以为楼外真有什麽凤凰飞来，殊不知大伯伯是指已飞台湾岛上的凤凰（琼瑶）。可以想象，高龄的大伯伯思念离散的骨肉心情多麽殷切。三十多年後，凤凰终于飞回来了，不是“飞”到书房，却是“飞”到坟前。
1989年4月9日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大陆之行，访北京、看西安、走洛阳、探长沙、游览张家界，最後回衡阳，马不停蹄，归心似箭。她一张嘴，可要应付不少的交谈对象。人家进了宾馆，还没顾上洗一把脸。为让琼瑶夫妇休息，大家起身告辞。可她夫妇要请大家在宾馆共进晚餐。
游子心——琼瑶家乡行（中）
四、精卫将诚填海沟
用饭时坐席排位，琼瑶夫妇很讲究辈份，定要让叔辈坐上宾席。大哥一定要琼瑶夫妇坐上席。我和侄女丽君支持大哥的意见。代训、代杰、昭学则是琼瑶的支持者。两相谦让，礼让不下，半天都站着。还是我想了个“交叉法”，让琼瑶和她族祥叔坐上席，平先生和我对坐两方，这才终于坐好。琼瑶举杯起身，抑制不住的激动，说：“二位叔叔、表哥、表姐、外甥们，为阔别四十年今天终于团圆，干杯！”
大家起身，让我代表祝酒：“为‘新姑爷’平先生和琼瑶姑娘回娘家，为两岸亲人四十年能有一聚，干杯！”
琼瑶与平先生都十分谦恭，圆桌可以转动，夹菜很方便，他俩带头不停劝菜。我们碗裏菜堆满了，还轮换地劝。我们都不同意这样，琼瑶说：“四十年聚一回，劝一回菜，不多吧”。後经协商才把劝菜的“专利”移交表外甥。她打趣道：“昭学，在座你年纪不小，可你辈份最小。劝菜的事就你来吧，多给长辈夹点。”
做名家的长辈我们有苦有乐。在“那个年代”，只因为我们是琼瑶的亲人，“政治待遇”每况愈下，但受苦再多再大也不敢对她说，所受小苦小乐倒不妨幽默幽默。我告诉她，一次我在书店*书，一个冒失鬼多嘴洩秘，说我是琼瑶的叔叔。大家闻之先是擡头，後是摇头，甚至有的干脆说：“呸！他是琼瑶的叔叔？拿证明来看看，凭什麽做人家叔叔，冒牌！”还有一次，琼瑶的成名作《窗外》在衡阳发行，很快成了青年人的抢手货，书店裏挤满读者。我和朋友也挤在其中，眼看书不多了，那位朋友唯恐*不到，灵机一动，居然把“琼瑶叔叔”一张“牌”打出去。不想真管用，我们还得了个“优先”。想起这件有趣的往事，在那第一次与琼瑶共进晚餐时，我兴奋地不由得也捧了几句。接着话题一转，我问她是否有兴趣回家乡拍拍电视、电影，或投资搞点什麽实业。她说她十分愿意回来拍戏，只是家乡没有机场，没有高速公路，拍戏的行头太多，实在不方便。记得同年九月，她拍电视剧《六个梦》，虽未回衡阳，却也是在长沙拍成的。离衡返台时隔四个月後，我们叔侄重逢省府榕园宾馆，她把自己正用着的计算机兼打火机送给我作纪
念，至今我还珍藏着，而在我心裏珍藏的却是她在雁城宾馆晚宴干杯时，她深情地说的一句话：“干杯，我衷心感谢家乡的读者朋友，衷心感谢我家乡的所有亲人！”
话题转到她夫妇的《皇冠杂志》社和出版公司上。他们告诉我，出版公司是自家独资经营的，公司有60多名职员（并不是现在网上传的是什麽家庭小作坊），每年出版书籍的种类数以百计。接着平先生问我《皇冠杂志》是否看过，并邀我去台湾走一走。
饭後，我便去衡阳汽车站联系车辆，为琼瑶次日回渣江祭祖随行人员备用。听说是台湾琼瑶回家祭祖包车，车站负责人十分热情，指着那百十辆客车由我挑选。我告诉他市*接待处王雄飞处长（当今衡阳市政协主席），亲自过问用车的事，他说市委、市*领导要求无论大车小车、车辆驾驶员晚上一律在宾馆过夜等候，对车况、驾驶员要求高，安全问题更是要严格把关，要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琼瑶家乡行日程三天，时间紧，领导没有安排她同衡阳市文学艺术界人士见面。1988年访北京，1989年回家乡，市文联一直准备与她座谈联欢。当我介绍了这一情况後，琼瑶说：“我的时间不由我自己支配，这次不能和家乡的同仁欢聚，我深感遗憾，恳请季春叔转达我的歉意并请代我深表谢意，下次回来我一定拜访家乡同仁。”
琼瑶夫妇给我们赠送纪念品时，我也给她夫妇准备了两幅条屏“梅·竹”国画，代替当年被人“看”走的“青杉翠竹”书法送给他夫妇作纪念。因是我自己画的，画得好与不好，夫妇俩都十分高兴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珍藏”，次日，她的堂弟诗华也赠送了一幅书法作为回礼。
晚上暂别时，我转达市文联领导的意愿，请琼瑶为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文学天地》题词，她很高兴接受了。
在8日告别衡阳之前，她让我把题词转给《文学天地》。遗憾是我转给《文学天地》一位负责人，他却面露不悦，并拒绝接受。这显然是因为琼瑶未能前往“座谈联欢”而引起的误会。那一纸题词，至今我还慎重地珍藏着。她是这样写的——
《文学天地》的读者们：
我把我对家乡的爱留下，
愿各位永远幸福快乐。
事过很久之後，我还在想着琼瑶为什麽不能安排自己参与那次“座谈联欢”？那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说严重点那是“时空”的误会，是“历史”的误会。一个中秋深夜，我独自踏着幽幽的月光，漫步在湘江岸畔。那时海峡那边正刮着什麽全民“公投”风，其居心无非就是利用两岸天堑，水隔金瓯，割断源远流长的炎黄血脉。那一颗颗“乡恋乡愁”游子心会答应麽？幸福的天伦之乐还有没有？“误会”岂不又要重复发生。望着湘流，沉思着，波中月，游子心……我似乎捕捉到一点灵感，回到“无为轩”书房，偶得一诗：
怀念琼瑶有感
两岸同源好泛舟，湘江母唤橹声柔。
乡情难老老青鬓，国爱越多多白头。
台上当停离谱唱，世间可怕不归游。
险于天堑为人堑，精卫将诚填海沟
游子心——琼瑶家乡行 (下）
五、近乡情更怯
春夏之交的五月，风和日丽。衡阳西乡的一草一木对于琼瑶是陌生的，又是可亲的。四十年前，童年的她，每次随父母从衡阳至渣江都是坐着轿子，轿窗外的山山水水无不欢欣起舞，雀跃鸟歌，羊肠小道幽静而神秘。这些难以忘怀的情景像电视一般常常浮现在脑海。而今的山山水水仍然欢欣起舞，雀跃鸟歌，而且更加清爽激动，更是妖娆可爱。这微妙的感觉变化，在琼瑶的脸颊上反应出来。而这异样感觉产生的原因，应该出于“轿子年代”和“轿车年代”的变化吧。这是推想琼瑶心理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她就在这样的变化中与丈夫平先生同坐一辆小轿车经过西渡进入渣江境内。
渣江为衡阳西乡首镇，地处市西北约60公裏的蒸水中游，为历代重要物资集散地。未修公路前，水运发达，蒸水汇于湘江，沟通西乡与外界的物资和文化。清代的王船山曾多次游历渣江，寻访锺武遗址，并有题咏。蜀汉名将刘巴、清代名臣彭玉麟、清末民初大书画家曾熙等历代名人，都出生于此。我陈氏祖堂“毓秀村”三字行楷，就出自曾熙手笔。
琼瑶的祖居兰芝堂与祖堂毓秀村一山之隔，位于渣江西北五公裏处。这裏地呈褐红色，典型的红壤丘陵地带。旧时，渣江与兰芝堂之间一条石板路，原是琼瑶祖父的祖父维之和涵之兄弟创立的“兰芝共和家庭”出资修建的。（注：共和家庭指兰芝堂所有陈氏人口，无论在外在家，收入归公，统一支配，实行“家族共产主义”，这种大家庭形式延续许多年，至今还传为佳话）。如今，石板路已变成通车公路。这是当地*特意为琼瑶回乡探亲祭祖修筑的。
5月7日上午11时许，小车到达兴隆小学。琼瑶刚出车门，一位大嫂就热情地把一碗茶水捧送她手裏。她有滋有味地品着四十年没喝过的家乡茶。同时，教室门口张贴的横幅大字映入眼帘：“一碗清茶敬游子，意好水也甜”。时近中午，气温较高，乡亲们见琼瑶夫妇已热得冒汗，就递上两把蒲扇，他俩欣然摇了起来。这所用来接待琼瑶一行的名叫兴隆小学，原是一所危房校舍，她在回乡前，听说当地需要重建而苦无资金，慷慨捐出重建工程所需全部费用。重建後，当时在全县村一级小学中堪称一流。当地*要用琼瑶的名字为学校命名，被琼瑶婉言谢绝了。
琼瑶一行在用课桌拼成的“茶几”前就座，与乡村领导及堂叔陈稹、陈仲贤、陈季春、陈叔祥、陈鹫祥、陈鹈祥、堂兄陈诗络、堂弟陈诗系、陈诗环、陈诗华等亲人欢聚一堂。此次大陆之行，本来琼瑶把第一站安排在衡阳，以便清明扫墓祭祖。只因时值雨季，马路修筑艰难，进度缓慢。为让琼瑶早日回家，乡亲们争分抢秒，夜以继日，冒着风雨抢修了4公裏的马路，还架起一座拱桥。同时在官埠乡诗波村小学至兰芝堂之间，也已修筑一条约一公裏的新马路，与另一条通班车马路连接，琼瑶夫妇为之感激不已。
跟琼瑶促膝交谈的陈诗络，原来是儿时跟她一块作游戏的那个“小络哥”，而今他那被岁月染白的鬓发、刻下的皱纹，乍一见面已不敢相认。1988年在结束大陆观光之前，湖南电视台记者黄子林，专程到琼瑶的祖居兰芝堂和祖父墨西墓地拍了电视录像。她在录像中看见已经破旧的祖居，祖父的一抷黄土，也看见眼前这位在县税务局供职的小络哥。此时，琼瑶多麽想听他说一说祖居的情形，祖父坟墓修葺的情况。可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毕竟她已扑入故乡的怀抱，沉浸在淳朴的乡音、深切的乡情之中。
六、腮边两行思亲泪
12时许，琼瑶夫妇来到祖父墓前，代替在台湾的年迈双亲供上祭品，献上鲜花和花圈。司仪一声祭奠开始，默哀……
陪同琼瑶祭祖的，除衡阳城裏的亲属来了一部分外，在祖居和散居在外的亲属也来了不少。更多的则是本地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自发而来，挤满了墨西墓地四围山头，少说不下5千人。他们欢迎琼瑶，也是哀悼墨西先贤。新中国建立後，墨西大伯伯曾担任过湖南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省参事室参事。年逾八旬，他在晚年仍坚持做些于社会和民众有益的工作。作为人民代表，他除了参加代表大会而外，还常常以省代表的名义写信给各级*，代表人民，直言敢谏。如建议包产到户，揭露浮夸虚报，反映贫困，求拆食堂等，因此後来终被划入“右倾”之列。也因此有口皆碑，备受爱戴。西乡人民至今尚未忘记这位省代表。乘他的孙女回来祭扫之际，他们也缅怀、哀悼自己的代表来了。
墨西大伯伯生前长时间从事教育，平生推崇船山思想。年届八旬，退出教育界，又担任衡阳县县志编委会主任委员。1955年曾两次到湘西草堂和船山墓地考察，召集当地群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寻访船山後裔，搜集船山史实，考察湘西草堂及墓地建制沿革，写出约三万字的调查报告，得到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民革湖南省负责人谢晋的重视，并多次致信肯定他的工作成绩，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
默哀完毕，继而是琼瑶夫妇在祖父墨西墓前三叩九拜。琼瑶，这个墨西生前最心爱的“小凤凰”，虽不尽人愿，没能在爷爷生前“飞”到别墅楼上，但终于“飞”到了他的“身”前。当年的公孙俩，怎麽也不曾想到，小别竟成永诀。四十年的乡愁，四十年的乡恋，无限的怀念，无限的哀思，怎能勾销于几个鞠躬之中，“墓前一盏瓜叶菊，腮边两行思亲泪”。
祭奠之後，琼瑶夫妇想看看祖父墓地风水，漫山遍野的人群挡住了去路，遮住了视线，无法了此心愿。只是仔细察看修葺一新的坟茔。高大的汉白玉碑上，镌刻着她父亲于台北亲笔撰写的碑文；水磨石预制板构筑的坟墓，其规模之大，用工之多是可以想见的。修墓之前，受琼瑶委托，欧阳常林与多方联系，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长沙和县裏派了工程师实地勘查，精心设计，用材均在长沙预制成品运来。当时，正值清明雨季，由塘坳至墓地的公路正在抢修，还不能通车。修筑墓围的麻石预制件，每件重达一吨，用板车每次只能搬运一件。除几个路基好的地段可用板车外，其馀全靠人力擡起板车前行。有时板车陷入烂泥中，好容易才擡出车轮来。头上雨淋，脚底路滑，水汗交流，寸步难行。从清晨到午夜，吃得苦，耐得劳的乡亲父老，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认为墨西是一位十分可敬的先贤，曾经追随孙中山推翻帝制，还是为国为民献馀热的省代表，如今修路只是对前辈的一点回报。担负筑路任务的六一村和兴隆村的乡亲们，更是劳苦功高。正值春耕季节，有好些村民都是白天忙了一天的农活，晚上连轴儿转修路；古峰乡领导召集17名乡村干部分段督战，有空时也和村民一块流汗大干，精神可钦可佩。清明节那天，我和大哥从衡阳去给墨西大伯伯扫墓，经过正在修筑的公路时天已擦黑，乡们们正干得热火朝天。大哥问他们为什麽还不收工，他们说只要琼瑶能早日回来，我们吃点苦也高兴。为答谢父老乡亲，琼瑶在兰芝堂摆上几十桌酒席，宴请的对象是方圆几裏的父老乡亲，来者有份，修路的更是宴请的嘉宾。酒席所用菜肴、酒水碗筷等用料用品，全都从县府西渡专车运来，唯恐扰乱乡亲们的正常生活。每桌十几个大碗菜，水鱼都用大脸盆装，琼瑶尊重渣江的酒席风俗，菜肴干汤各半，说是汤实则汤也内容丰实，只怕父老乡亲吃不饱、吃不好，筵席之丰盛，谢意之诚恳，可以想见。欧阳常林先生不仅亲眼目睹，而且用他的相机留下这一感天动地的情景，这也是兰芝堂史无前例、盛况空前的节日。
兰芝别墅离兰芝堂一箭之遥，别墅又叫排灯屋，因外观结构状似舞龙时用的排灯而得名。排灯屋是当年墨西大伯伯设计建造，四壁图书的二楼书房，是大伯伯晚年著述的地方，也留下孩提琼瑶许许多多的童趣轶事。按理琼瑶应去“故居重游”，可她就是没去。也许只因今日的排灯屋已非昔日的排灯屋之故罢。她有陈氏亲人和平先生陪着，在兰芝堂堂屋台阶木凳上静静地坐着，静静地流着泪，静静地仿佛旁若无人。十分锺前步入朝门，步入石板禾坪，见到正待上菜宴请父老乡亲的几十张八仙木桌时，她还是那样地高兴，那样地激动。此情此景，不仅有欧阳常林先生摄影为证，而且我又把欧阳当年手捧相机的镜头摄下，瞬间成为永恒。但一时的感伤不应为永恒，以言情著称的琼瑶姑娘，自己怎能没有情感？爷爷早已故去，说是物是人非还不是，是物也不是，人也不是，空留的祖居更是面目全非，那让她和弟弟们用来捉迷藏的深宅大院哪儿去了？怎麽听不见爷爷亲切的呼唤声……
七、不信衡阳雁不回
人生苦短。琼瑶离乡去台已是六十周年，1989年的家乡行，日历一翻又是二十周年。这二十年裏，她的乡愁乡情乡恋如何？她没有忘记小故乡，更没有忘记大故乡。1988年初访北京，许多出版社都主动把她的著作出版费送到她手裏。据说她把那一笔巨大的款项无偿地捐赠湖南的公益文化事业了。她对湖南的文化建设功不可没，湖湘文化的复兴，文化湘军的崛起，如果没有她的影视文化作铺垫，可以说不会有今天这麽辉煌吧！《六个梦》、《还珠格格》、《梅花三弄》、《水云间》等十多部电视连续剧与湖南经视台合作，这是对故乡的支持，更是个人情感的投入。衡阳她怎能忘记，衡阳是她的祖籍，是她真正的故乡。对故乡这片热土，似乎缺少她更多的情感注入。然而，故乡又怎样呢？衡阳不是缺少情感，而是缺少欧阳常林那种“湖南骡子”的倔劲。为了能面对面采访十分低调的琼瑶，他跟随着琼瑶大陆行的整个日程，直到游三峡的船上才接受他的采访。彼此缺少沟通而让他备受冷遇，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可想而知，正因他当年的那股“倔”劲感动琼瑶的心，才有当今湖南影视文化的异军突起。如果说我当年在晚宴上邀请琼瑶夫妇回乡投资建设是因为交通闭塞未果，那麽如今这个问题已不是问题。衡阳交通已不滞後，滞後的应是观念问题，琼瑶是衡阳的一张世界级名片，十分响亮。如果大家认同，过去我们很好地利用这张名片了麽？试想汉语世界裏有多少代青年入了“琼瑶热”，而且代代有“热潮”。在他们中间，恐怕大多都会乐意接受这张名片。假如“名片”上印有“衡阳市琼瑶纪念馆”、“渣江琼瑶故居纪念馆”、“琼瑶热”慕名来衡旅游观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顺水推舟，将他们导向南岳风景区。“南岳旅游热”照样可以折转导向“衡阳琼瑶纪念馆”，到了衡阳也就可能去“渣江琼瑶故居纪念馆”。“纪念馆”如与衡阳“中国南方影视基地”为邻岂不更妙。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可圆的梦，但不应让它是一个“单相思”。也许海峡那边的琼瑶还不知道衡阳的梦，但我们最终要请她进入“梦”中的主角。有朋友对我说，您是琼瑶的叔辈，可以牵线搭桥吧？朋友的话使我想起当年市府为她夫妻离衡返台送别午宴上她留给我十分深情的题词：
我爱我的家乡，
更爱我的亲人，
但愿——
从今以後，
能常常聚首！
二十年过去了，琼瑶再没有回家，但我们在通信和*中有过多次的心灵“聚首”。在我曾代表有关单位的邀请下，她为《衡阳日报》“星期天”栏目一百期、市文化局拟创办影视文化中心等题过词，每每都是非常热情，有求必应。我相信她的“乡恋情结”永远都会系着家乡。这篇回忆录，是从我当年两万多字的笔记中浓缩而成的，也是专为她的家乡行二十周年写的。我要告诉她，别後的二十年间，家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敞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民航飞机场也正在修建，家乡的千山万水更秀了，家乡的一草一木更美了，家乡的人还是一样可亲可爱。我深情地怀念和珍藏着她回家乡的每刻时光，更殷切地期望我们不久的将来能在家乡再次聚首。
这篇回忆录还是用刻在石鼓书院石板上我那篇《重修石鼓书院记》结尾联语结尾吧：
相思游子心相许，不信衡阳雁不回。
2009年5月6日于无为轩

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悔模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笑举。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碰前碧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群众，三*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义，是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不肯放弃*，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员身份与*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人认识。当时*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等。当时参加*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的部队会合。*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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